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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化在越南社會各個領域已根深蒂固。以邊藩自立的大越國盡管遠離中國封建王朝統治的中心，岩盤浴專業設備卻全方位模仿和移植瞭中國文化、經濟、政治制度。
崇左與越南毗鄰，但中越邊境山水相連，並沒有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礙。居住在國境線兩側的越南岱依－儂族與中國壯族自古以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雙方有血親、姻親關系的人不少。兩國邊民並不為國界所阻，仍然來往密切，交流頻繁。而這隻是兩千多年來，中越之間剪不清理還亂的密切關系的一個小小縮影……
華風南漸
傳統上，岱依－儂族稱呼越南的主體民族（京族）為“交（Keo）人”。這個名稱來自歷史上的“交趾（阯）”。按照《禮記·王制》的說法：“南方曰蠻，雕題交趾”，交趾註曰“足相向”，就是盤腿。
最初的“交趾”指的是南嶺以南。秦末動亂中，南海尉趙佗割據嶺南，建立瞭持續幾達一個世紀的南越國。越南人對“南越”的心態非常矛盾，在封建時代，南越被看作越南“自己”的政權，就連19世紀初期阮福映向嘉慶皇帝求取國號時最初要的也是“南越”。但趙佗（河北正定人）終究是“北人”，於是越南的歷史被追溯到瞭更為久遠的時代，到瞭現代越南歷史教科書裡，雄王已經成為越南的歷史始祖，而趙佗則成瞭陰險的北方侵略者。這樣的變化，一如朝鮮半島上尊檀君而棄箕子，更多出於民族主義考量，更何況追根溯源的話，雄王“其始祖出於（炎帝）神農氏之後”，同樣來自中原。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三路發兵，滅亡南越，在其故地設置7郡，其中的交趾（治在龍編，今河內東北）、九真（治在胥浦，今清化）、日南（治在西卷，今廣治）三郡在今天的越南境內。這標志著越南的歷史進入瞭“郡縣時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稱“北屬時期”）。
刀兵相見
經過一千多年中國文化的浸潤，漢文化在越南社會各個領域已根深蒂固。以邊藩自立的大越國盡管遠離中國封建王朝統治的中心，卻全方位模仿和移植瞭中國文化、經濟、政治制度。李朝（公元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兩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還有太師、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職。1070年，李朝又在升龍城建立文廟，並在五年後首開科舉，此後科舉考試成為歷朝取士的重要途徑，其內容、形式和組織方法皆師法中國，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進士多達2898人，其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時間甚至晚至1919年，彼時連中國都已廢除科舉多年。
另一方面，正如近代越南歷史學傢陳重金在著作《越南歷史》中所言，“中國統治我國1000多年，有時還派40多萬兵，則必然是我們舊的苗裔已與中國人混血之後，才形成瞭今天的越南人”。這種融合到瞭如此深入的地步，以至於越南歷史上多位“自主封建王朝”的建立者，亦都是華人後裔：如李朝（1009-1225年）建立者“本閩人”、陳朝（1225-1400年）建立者“本福州長樂邑人”、胡朝（1400-1407年）建立者“先祖本浙江人”、莫朝（1527-1592年）建立者祖籍廣東東莞……
陳重金
這就使得“大越”的統治者產生瞭類似南北朝的心態，認為自己與中國（“北朝”）是同屬於“華夏”的大小國，並沒有從屬關系。這當然會與自認“天下共主”的中原王朝主導的宗藩秩序產生沖突，導致雙方最終不得不刀兵相見。
早在980年，宋朝就與“大越”發生瞭軍事沖突。宋軍雖然獲得瞭“破賊軍萬五千眾於白藤江口”的大勝，終於困於“會炎瘴，軍士多死者”而不得不撤軍，最後也隻能以“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的說法自尋臺階瞭。
到下個世紀，野心膨脹的李朝竟也妄圖吊民伐罪，以王安石“行青苗助役之法，荼毒生民”為借口，大舉入寇宋朝。結果在戰場獲勝的宋軍仍舊囿於不習南方水土，“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而功敗垂成。而戰後越方在歸還宋朝的俘虜裡20歲以上皆刺“投南朝”字樣，實質也隱含著與宋朝平等並立但同屬於華夏文明的意味。
十三世紀，大越國先後經歷瞭改朝換代與蒙元入侵。1225年，陳守度篡李建立陳朝（1225-1400年）。陳朝建立後相繼遭到瞭蒙古鐵騎的三次入侵（1258年，1285年，1288年）。但陳朝的頑強抵抗，加上惡劣的氣候、復雜的地形，阻止瞭全世界最強大的蒙古軍向中南半島擴張的企圖。小小的陳朝擊敗瞭龐大的大陸帝國。元軍戰敗的消息甚至傳到瞭遙遠的波斯，伊兒汗國的史學傢拉施特在《史籍》中記載，“他們（陳朝）的軍隊突然從海上、森林裡和山上的埋伏中出來瞭，擊潰瞭正忙於搶劫的脫歡的軍隊。”
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陳自立，建立胡朝，改國號為“大虞”。篡陳事體傳到明朝，明成祖決定“興滅繼絕”。“頃因胡政之煩苛，致使人心之怨叛”，永樂五年，明軍取得前所未有的勝利，順利俘獲胡季犛，將安南之地重置為交趾佈政使司（省），劃入版圖之內。名義上，明朝在交趾“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但派來的官吏大多“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甚至“重科厚斂，山澤靡有孑遺”，致使“郡縣激變，盜賊所在蜂起”。
先是陳朝宗室相繼起兵（後陳朝，1407-1413年），接著黎利在蘭山“憤北寇以舉兵”（1418年），“當義兵初起之時，正賊（指明朝）勢方張之日”；不過數年之後，明朝的統治已經局限在升龍等幾個孤立據點之內。明宣宗即位後，一方面已有棄守安南之意，另一方面也派兵援救安南，意圖在取得軍事勝利的條件下體面撤軍。結果也無法如願，“兩路救兵，既不旋踵而俱敗；各城窮寇（指明軍），亦相解甲以出降”，終於被迫放棄安南（1428年），承認黎利重建“大越”。
晚明時期的茅元儀為之痛心疾首，認為“宣帝之棄安南，此我朝大業之首虧也”。
而在“復我國於明僭之餘，取天下於明人之手”後，黎利的謀士阮廌撰寫瞭越南漢文名篇《平吳大誥》，以彰其功。這篇1500字的雄文開篇就是“唯我大越之國，實為文獻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自趙、丁、李、陳之肇造我國，與漢、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可以說是把越南統治者南北朝的心態刻畫得淋漓盡致瞭。
宗藩之間
經歷瞭綿延二十多年的戰爭洗禮後，後黎朝對明朝表現得較為恭順，“數十年來，職貢必修，傳世必請，君命之臨必畏，天使之辱必敬，亦不敢踵宋元之故轍”。後黎朝在名義上承認自己是明朝的藩屬，由明朝遣使頒佈冊封詔書、賜予印璽。其中印璽最為重要，乃是王國合法權力的象征。明朝“賜安南鍍金銀印，駝紐，方三寸，文曰‘安南國王之印’”。
越南阮朝時的士兵
但這一切隻是應付紫禁城的表面文章，後黎朝不但面對中南半島其他國傢時候仍舊以“蒞中夏，撫外夷”自詡，明確制定瞭《土官欠朝賀禮例》和《諸藩使臣朝貢京國令》（1476年）及《藩酋朝賀例》（1478年），企圖構建以大越國為中心的亞宗藩體系，甚至對明朝也開始自稱“中國”：在後黎朝草創之初，安南人稱明軍為“吳賊（因朱元璋稱過吳王）”；稱明人為“吳人”或“唐人”；稱明朝為“明國”，而自稱“中國”。在其國內，後黎朝也並不使用明朝所頒賜的歷法與印璽，而使用本國的稱號、紀年與國璽，以顯示其與明朝的平等關系。
文化交岩盤浴設備流
但這並不是說，安南對明朝的態度就是貌合神離瞭。在這一時期，宗藩之間的交流其實也是相當密切的。
1466年，黎聖宗仿明制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置尚書、左右侍郎，屬官有郎中，員外郎，司務，皆與明制無二。黎朝於1483年參考《大明律》制定瞭《洪德法典》，形成越南封建時代第一部完整的法典，一直被後來越南統治者沿用到18世紀末。
與此同時，後黎朝效法明朝，獨尊儒學。黎朝的使者利用朝貢的機會，在中國遍買經傳諸書。並請求明朝賜書。黎仁宗時，曾派使臣入貢，要求用土產香料交換藥材和儒傢經典等書籍。在當時的中越邊貿中，從中國運去的貨物中，書籍占很大的部分。因此，大量儒書傳入越南。在中國的印刷術傳入越南後，越人還大量翻刻儒傢典籍。
另一方面，明清時期中國沿海商民受經濟利益驅動， 大批下海通商貿易。明清鼎革之際，中原擾攘，明遺臣不願仕清，更是紛紛南投，其中一支被安置在“沃野千裡”的東浦（今天的湄公河三角洲）。雖然此地肥田沃土，但當華人相率而踏上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時，這裡仍屬於“地雖廣，人未眾”，多數為“多數澤林莽”的荒蠻之地。而“其出力墾者，惟唐人為勤”，是華人移民把湄公河三角洲變成瞭在當時的生產水平下稻谷單產最高的地方，單位面積產量可達100到300倍。這是前近代時期的最高紀錄。
湄公河三角洲
此外，華人商販還把當地產品銷往第三國。
經過華人近二十年胼手胝足，披荊斬棘，東浦己從荒蠻之地成瞭富庶之區。而這些移民經過數代變遷，與越南婦女不斷通婚，逐漸成為一個土生華人族群。到瞭1826年，越南當局又改“明香社”為“明鄉社”，這些明末南遷的華人後裔被正式稱為“明鄉人”（意即“明人同鄉”或“明人鄉村”）。“未婚的中國男移民進入印度支那後，常常是娶當地婦女為妻，他們這樣做，不僅是由於取得配偶的天然要求，而且由於這種婚姻有利於他們同該國人民經商。安南人與柬埔寨人也極願與中國人結婚。因為中國人具有穩重、儉樸、勤勞的聲譽，同時在當地人中，他們也被認為是無可爭辯的較聰明的人”。
漸行漸遠
後黎朝在黎聖宗時代臻於極盛，但進入16世紀就由盛轉衰，1528年以後更是出現瞭兩個“南北朝”。先是莫朝占據北方，後黎朝在南方復辟；1592年莫朝被趕到越北高平一隅之後，號稱“中興”的後黎朝再次南北一分為二，北方鄭松“挾天子以令諸侯”，南方阮潢與之相埒，自稱大越國阮主，中日史籍則稱之為廣南國。1627-1672年，鄭阮大戰7次，結果人口多於南方三倍的鄭主未能消滅阮主。最後雙方約和，以靈江（十分接近北緯17度線）為界，南阮、北鄭對峙的局面持續瞭二百多年，最終在1771年爆發的西山起義中雙雙覆滅。1788年末，西山軍攻克河內，後黎朝的傀儡皇帝黎維祁向清朝乞援，結果兩廣總督孫士毅帶去的清軍在翌年為西山軍大敗。乾隆皇帝一面承認這是“天厭黎氏”，一面卻滑稽地把這場徹頭徹尾的敗仗算進瞭他的“十全武功”。
公元1802年，阮主後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義（1771-1802年），統一全國，建立阮朝，今日的“越南”正是其從北京求來的正式國號。但阮朝皇帝在國內更中意的名稱其實是“大南”，還制作瞭“大南天子之璽”，以“大南”與“北朝”平起平坐的姿態盡顯無疑。
和前代王朝一樣，阮朝雖在名義上接受宗藩體系，向清廷稱臣，但在國內毫不猶豫地僭越為“皇帝”。在阮朝看來，它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是中國的嫡系正統，而清朝是“以夷變夏”的“夷”，是“閏統”。
越南阮朝的順化紫禁城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阮朝仍恪守“兩年一貢，四年遣使來朝一次”的成規，定期派遣使節來中國朝貢。即使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越南明命帝雖感嘆“清人懦弱，我知之矣”，還是與清朝保持著正常的宗藩往來。但直到太平天國起義前的1850年，阮朝向清政府的朝貢隻有13次，遠較同樣另一個清朝藩屬國朝鮮為少。與此相反的是，由於阮朝的建立得到瞭法國侵略者的幫助，越南朝廷彌漫著對法“親善”意識，甚至在法國侵略者已經強奪南圻（越南南部）的情況下，阮朝統治者仍在一廂情願地向侵略者表示“法越一傢”！有人就此評論“越南王實際上將其對中國服順之忱，移向法國”。
可惜法國侵略者並不領情，反而步步緊逼。1883年7月，越南嗣德帝薨逝後，嗣位的阮福昇請求由海道來華朝貢請封，但因法軍用兵順化，最終未能成行，這實際上宣告瞭以朝貢和冊封為核心標識的中越宗藩關系已經終結。
於是，當中法戰爭最終爆發的時候，阮朝在表面上的表現已是首鼠兩端，宣佈“中立”。但實際上，阮朝朝廷已經決心投入法國殖民者的懷抱。就在中法戰爭正在緊張進行的1884年6月6日，阮氏朝廷撇開清朝，與法國簽訂瞭《第二次順化條約》，公然宣佈越南接受法國保護，還將清廷頒賜的玉璽當眾銷毀，以示斷絕與中國的宗藩關系。法國人滿意地記載到，這個玉璽的銷毀，意味著“中國對安南國長期主張的宗主權的最後顯著的痕跡消失瞭”！之後，阮朝甚至公然四處出告示嚴懲協助清軍的官民和命令抗擊清軍，遂令清廷陷入“出師護越，越不知感，法又為難”的尷尬處境。最終，隨著《中法新約》的簽訂，越南作為中國藩屬國的歷史徹底結束瞭，法國人成為越南的實際統治者。
然而，越南近代以來的抗法戰爭及其一系列戰爭也就此展開……
本文來源：國傢人文歷史 作者：郭曄旻
責任編輯：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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